1950年前后，上海市政府的人员名单里，出现了一个颇为特殊的名字：孙铭九。这个人曾是东北军少壮派军官，也曾参与西安事变；可在抗战期间，他又一度投身汪伪政权。这样一份经历，按常理很难获得公职，组织却经过反复审查，批准他担任上海市政府参事。
这份安排并不是简单的“网开一面”。孙铭九的问题，既有政治上的失误，也有历史上的复杂背景。如何评价一个曾经犯过严重错误、却又在关键时刻做出过重要行动的人，远比给他贴上一个标签困难。
1936年12月12日凌晨，陕西临潼华清池，孙铭九奉命带队执行“捉蒋”任务。张学良、杨虎城决定扣留蒋介石，目的在于停止内战、共同抗日。孙铭九率部向华清池推进，战斗持续一段时间后，蒋介石从住处离开，仓促躲入骊山一带。
孙铭九后来回忆，他的部队发现蒋介石房间内被褥尚有余温，桌上还留着假牙，由此判断人没有走远。部队随即展开搜山，最终发现了受伤的蒋介石。关于究竟是谁最先找到蒋介石，后来存在孙铭九、王玉瓒等不同说法，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，但孙铭九在行动中的重要作用，不能因此抹去。
西安事变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，也把东北军内部积累已久的矛盾一并推到了台前。张学良被送往南京后，南京方面要求东北军撤离西安。王以哲、何柱国等将领主张稳妥处理，争取保全部队；孙铭九等少壮派却认为，妥协等于放弃营救张学良。
矛盾没有停留在争论层面。1937年2月2日，西安发生震动东北军的“二二事件”，王以哲等人遇害，部队内部迅速失去信任。孙铭九原本想借此掌握局势，迫使南京释放张学良，结果却使东北军陷入分裂，营救张学良的力量反而被削弱。
这一步，是孙铭九一生中难以绕开的错误。事后他曾寻求中共方面帮助，并向周恩来说明经过。周恩来没有为其行为辩护，而是强调要避免东北军继续分裂。孙铭九随后在有关方面安排下离开险境，辗转北平、天津。那段日子，他既担心遭到报复，也始终没有真正摆脱失败带来的精神压力。
更大的转折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。1943年，孙铭九加入汪精卫政权控制的组织，并参与相关活动。汪伪方面看重他的旧日身份，试图利用“西安事变参与者”的名声为自身装点门面；孙铭九则希望借助军政职位重新获得立足之地。所谓“曲线救国”，在汪伪政权那里并不能改变其依附日本的性质。
有意思的是，孙铭九并非一开始就以投敌为人生目标。他早年出生于东北，亲历国土沦陷和军队流离，后来留学日本，回国后进入张学良麾下。张学良对他颇为信任，许多机密任务都交给他办理。正因为曾经有过抗日和救国的愿望，他后来为自己寻找解释时，才会反复强调“借道图强”。
这种解释最终没有带来真正的改变。1944年，孙铭九曾任汪伪山东保安司令部副司令。汪伪政权垮台后，他又转入国民党系统。由于西安事变时期的特殊经历，他在国民党内部也难以获得真正信任。抗战胜利后，他还因涉嫌参与针对共产党方面的行动而被捕，政治处境更加艰难。
1949年以后，孙铭九的历史问题受到审查。审查既没有回避他加入汪伪政权的事实，也没有抹去他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。组织对他的处理，体现的是分清功过、区别性质，而不是把一次重大错误当成从未发生。
经过研究和甄别，上级破例批准为他安排工作，后来任上海市政府参事。这个职务并非对其全部经历的肯定，更不是对汪伪经历的豁免，而是考虑到他没有对新中国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，同时曾在民族危机和西安事变中发挥过作用。
张学良晚年恢复一定程度的公开活动后，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最想见到孙铭九。1991年8月，孙铭九看到相关影像，面对银幕上白发苍苍的张学良，情绪久久不能平静。两人之间有并肩作战的旧情，也有西安事变后的巨大裂痕，更有几十年无法当面交谈的遗憾。
孙铭九没有等来与张学良的再次相见。2000年4月8日，他在上海因病去世，享年92岁。按照生前意愿，遗体捐献给上海有关医院，用于解剖学研究。这个曾在骊山夜色中寻找蒋介石、又在政治歧路上屡次失足的人，最终以这样一种方式留下了生命的最后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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